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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认为，中国的文学批评是很可悲的，也是不值一提的。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批评，更没有什么批评大家。如今已经成为所谓的著名批评家的或正在走红的绝大多数批评家，他们都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这种名气几乎毫不例外地来自于他们的聪明与圆滑，来自于他们的工于心计。他们出名根本就不是凭什么真才实学，而是凭厚颜无耻地做秀与圆滑世故的做人。当一个个奖项成了利益的相互交换与私情的支付，当一次次会议成了圈占势力范围的协议，成了互相吹捧，共同快乐的约定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文学还会有什么希望？一个神圣的事业，就这样成为圈子内自娱自乐的玩笑，这样的文坛不用说也是非常可怕的，可怕就在于它不仅堕落了，而且堕落了还不知道。大家都在惺惺相惜地维护和瓜分这一点可怜的残羹冷炙，这就是典型的“圈地运动”，也是一个艺术门类日渐衰落的象征。从当前看来，中国批评家的堕落大体有以下几种形式。
“掉书袋式”的批评———最低能的批评
这是中国人做学问的传统，总喜欢没完没了地引用前人的成果，引用中外名人的话，引用别人的大段大段的资料，从而以充自己的渊博与学问。聪明一点的会尽量抹平引用的痕迹，让你以为他信手拈来，写到哪想到哪，好像名人的话古人的资料他熟得不得了，孰不知这也是一种欺骗。文章如何做出来，这是谁也不知道的，唯一知道的就是作者本人。由于大家都不一定有天才的记忆力，因此我更多地看到这样做学问的人都是有备而来的。
简单地说，桌上没有个十来本书是写不出这种文章的。
我是一向不理解这样做学问的意义的，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最为低能的写作，就像我们小学生作文一样，总要用别人华美的辞藻来提升自己文章的质量，从而也可得到老师的表扬。
这让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人带了自己新作的乐谱，去演奏给巴哈听。演奏着演奏着，巴哈就站起来，脱下帽子，敬个礼；演奏着演奏着，巴哈又脱下帽子，敬个礼。如是再三，年轻人很奇怪，问这是干吗？巴哈道：“这曲子里熟人太多，所以不断地给大伙打个招呼。”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可我们中间到底有多少人在不断重复着这样的演奏呢？翻开时下所谓“天才评论家”与著名评论家的文章（我想根本不用举例，随便拿一个都可），我真的是不忍心作这样的设想：那就是只要把他们引用的一切资料与一切名人的话删去，那这样的文章真是连骨架都没有，更不必说什么新观点。
正是从这意义上说，中国人的批评无论有多新都是可疑的，只要你细心去读书，没有一个理论的“新”观点不是从国外或古人的哪本书偷来的。所谓的“新”也并不新，任何“新”的，看起来都很面熟。聪明的不过是谁在合适的时机把古人重新翻炒一遍，谁先把“老外”引进过来，于是这人便成了这个“老外”的专家。如尼采如此，康德也是如此，而实际上却往往连别人的屁股都没摸着。这也是抢夺话语权的一种，也就是“首发权”，谁先说话就是谁的。各人只要抢上一个“老外”，又写过一两篇关于他的文章，那他就拥有了西方的话语权，俨然也就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这真是一种可悲的行为！我们的学问竟然就是这样做出来的，也难怪自春秋战国以后，我们的思想就几乎停滞不前。
“搬运工式”的批评———最腐败的批评
如果说“掉书袋”是中国人做学问的一种传统，那做个“搬运工”就是今天的学者所最喜欢的了。
俗话说：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当我们步入了高校的大门，这个至理名言也就得到了证实。当我们看到了层出不穷的文章剽窃案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么多学者照抄照搬，照猫画虎，完全没有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学术腐败”作为一个名词得到了社会的重视。由于互联网的越来越普及，引用也变得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普遍，搜索引擎的好处带来学问的越来越不可信，到底还有多少是真才实学？
在一个博士、博导满街跑的年代里，学院内激烈的竞争与不公平的机制必然引发腐败的进一步升级，做学问的急功近利已成定局，到处都是浮躁成性，抄袭成风的局面。只看发表的量，只看刊物的权威，这是高校文学院与社科系统年终考核与评职称普遍采用的方式，而这种考核又直接关系到工资与奖金，这也就难怪真正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而腐败也就大行其道了。
当然，腐败并不只是学院的专利，与之相关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刊物也很快地走入了这个阵营。当刊物的生存举步维艰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学术刊物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高校这块肥肉。走向市场或创收成了这些刊物收取版面费的合理正言，而背后一样的是金钱交易。我感到悲哀的是，连《文学评论》这样顶尖的学术刊物也堕落到收取版面费的队伍。而更可笑的是，它们的生财有道，越是权威的评职称刊物就收越高的版面费，像《文学评论》就高达一两万一篇。而至于医学等理工科或教育类的刊物就更不用我废话，收费早已是明目张胆地广而告之了。
正是由此，腐败成了一条循环链，只要有钱，还做什么学问呢？抄它一篇不照发吗？显然，由此产生的消极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对学术剽窃现象适时作出了反应，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个现象的严重性。学问与科学的尊严肯定是不容抹杀的，当我们正日益被这种腐败所围困的时候，可以想像，它们的末日也将不远了。
“术语大全式”的批评———最可笑的批评
还有一种学术腐败就是“术语大全式”的写作，这种写作往往更能迷惑人，所以一般不被人发觉。而本质上，这种靠一大堆术语来蒙人的写作是非常小儿科的，表面上看，很高深很有学问，而骨子里却是贫穷得很。这个道理实际上非常简单，因为你本可以用一句大家都听得懂的话来说的，可你非得用一大堆术语搞得人云里雾里，这自然只能说明你的表达能力有问题。俗话说，文章要做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才是好文章。可现在人做学问恰好相反，非要弄得你看不懂才是学问，才表示自己高人一等。社科系统的学者如此，高校的教授更是如此，好像这样的文章才有学问。越是权威越是如此，难道他们以为那几个术语会难到只有他们才能达到熟练使用的地步吗？世上要是还有什么弱智的人，那我想，这样的教授可算得上一个。
术语竟然成了许多学者文章的招牌，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仔细聆听过许多教授的教导，当他们不在念教案念文章的时候，术语的洪流也就烟消云散了，特别是在对话与即兴谈话的时候，他们说的话都是人话，大家也都听得明白。可一回到书面上，大多数人又听不懂了。
这真是极为可笑的一种风气，可以想像，这样的学者不用术语可能连文章都写不出来，因为他只有在用这些术语的过程中才能找到自己文章的自信，他们的文章除去术语的堆砌也确实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东西。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术语大多是西方的舶来品，是西方翻译文本的一次生吞活剥，有的是翻译图省事生造的词，有的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可就是这样的生硬的舶来品却被我们的学者当作了制胜的法宝，这也真可称得上一次学术界的大笑话。
“旧瓶装新酒式”的批评———最臭的批评
说的都是真理，或者都是至理名言，但也就是这种陈词滥调，没有更新，没有变化，放之四海皆准，套在谁的头上都是这一套。这是一种大而空的批评，这样的批评是很可恶的，因为你初看还可以，可一旦多看了就会作呕。这种批评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会适用这唯一的标准。这种现象在产量极高的批评家身上几乎概莫能外。他们要么将陈词滥调换上华丽的外套，再以全新的姿态重新出售，要么将过时的思想重新时髦打扮一番，于是也能蒙蔽许多人。正如有一个人说的：“狗屎嚼上三遍也该觉得臭了。真理虽然不臭，但是被嚼得太多，也会产生催吐的效果。”
“读后感式”的批评———最典型的批评
这种批评只会跟在作品背后，说些好话，再谈些建议。
这是绝大多数批评的套路，也是中国式批评的典型。中国人不习惯做坏人，但也不习惯毫无保留地表扬别人。因此，这样的批评往往大行其道，这种批评的好处是：说了大体上等于没说，是一种环保型的批评，不伤人，也不会让作家患高血压。这种批评的缺陷是明显的，那就是没有前引，没有指向与预见性，只会拾编辑的牙慧，没有发现，没有观点，跟风。
“关系网式”的批评———为了表扬的批评
这也是中国式批评的典型，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批评家。
这种批评把做文等同于做人，做人极为精明圆滑，做文也是极尽巧舌如簧。中国人做人向来是离不了圆滑与世故的，于是见朋友就说好话，极尽阿谀献媚，不是朋友就说坏话，极尽人身攻击。是朋友，再不好也不说不好，稍有一点好就吹上天，说得天花乱坠。谁得罪了我就批谁，谁对我好就捧谁。还有一种则是别人说好了就好，别人都说不好了也不说好，随风倒，不得罪人。而更多的是，开了研讨会就说好，吃了人家的就说好，互相吹捧，共同快乐，这已成文坛司空见惯的现象。当下出尽风头的两种批评家即出自于此，一种是表扬家，一种是谩骂家。表扬家的批评以《当代作家评论》维系的批评家圈子为代表，网络上读者给它改了个更为恰切的名字，叫做《当代作家表扬》。至于谩骂式的酷评就无须举例了，报刊媒体甚多，而大多也是因为看不顺眼某某而产生的过激的言论，大都不是真正的批评。
这种批评的害处是不用多说的，我想不通的是，那么多关系网式的批评竟也叫批评，也能在众多媒体大行其道，而且骗了那么多的人。
“没有激情”的批评———“役用”的批评
没有伟大作品的出现也是好批评缺乏的一个重要因由。
大凡大批评家辈出的时期也是大作品层出不穷的时期，这是相辅相成的。如今的批评普遍缺乏激情，我想也是与好作品大作品太少密切相关的。有人以为这是会出伟大作品的时代，但我的看法却不尽然，因为好作品都被埋没了，也大都出不来，因为没有那样的环境。参天大树的长成是要相对原始的森林的，可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森林，到处都是急功近利的人群，才长成有些可观的大树，就被急不可待的人们砍去做家具了。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关系稿”太多，求你捧场的太多，或者干脆就是约稿太多，一味地应付，疲于奔命。这实际上相当于命题作文，来不及深思，更谈不上有什么思想，匆匆上阵，交差了事。
中国人的圈子是很有意思的，你一旦出了名，你就有了开不完的会，而这样的会大体上都是有任务的，因为你又吃又拿，不写点东西是说不过去的。于是，硬着头皮也要写上两句。这样的文章自然是没有激情可言的，因此要好到哪里去也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出了名的中国批评家的经典写照。古语有御用文人一说，说的是为帝王写命题文章的文人。而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为这为那的文章，我想也可叫做“役用文章”，因为都不是自己乐意写的，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激情。
“没有思想”的批评———最乏力的批评
思想的缺失是我们批评乏力的最根本原因。没有人关心自己的思想，因此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批评。正是因为没有人关心自己的思想，都只关心自己的享受，只关心自己活得牛不牛，滋润不滋润，因此，我们的作品更多只是小家子气，缺少大家气概。没有了精神底气，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作品如何称得上伟大。
我们的批评就更是如此，大都没有自己的东西，人言亦言，没有主见，没有思考，别人怎么说就跟着说，只有受启发的思维，而没有自己一套思考问题的方法，更没有思想的高度与思想的体系。正是因为没有思想的力量，这样的批评大多只是一时的情绪与错觉，都是经不住时间检验的。
历史上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也大体如此，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等，应该说他们是有独到的观点的，但他们几乎毫不例外地停留在了技艺的探究上，而且过于喜爱用一些玄虚的比喻来描述对作品的感受，因此给人的印象还是不甚了了。它们大都是一种既有经验的归纳与总结，开创性不多，思想性就更是凤毛麟角。作为批评，它们更像是读后感式的批评；作为理论，它们也更多是一种滞后的理论概括。
好的批评是能够带给作者与读者以生命的写作，它会点燃读者的思想，照亮作品的光芒，会给作者以全新的启迪与生命。这样的批评是有思想的，因为只有思想让人活着。而这一切无疑都要从批评家自身做起，因为没有人的抵达就不会有思想的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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